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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在苏格兰萨丹岛上的聚会，我们奔波了3374英里的长路。一路走来，费了不少的周折。先乘夜间班机飞到伦敦希思罗机场，又转飞格拉斯哥，然后改乘汽车驶过大风呼啸的苏格兰高地，再到海上坐那能把人摇散架儿的平底船。

　　最后我们还是登上了这座小岛，北海里的萨丹岛。船缓缓靠岸时，放眼向岛上望去，满眼都是青青的山陵，又有一个海湾和几幢石头建成的村舍，其中有一家小酒店，据说那是英国最偏远的一家酒店了。最偏远与否对我们并没有什么要紧，我们赶到这里来并不是为别的，只是因为这家酒店的字号与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。

　　我和哥哥鲍勃是由母亲一人抚养成人的。我们的父亲拜伦?达恩顿原是《纽约时报》的一名战地记者。1942年十月，他在新几内亚海岸遭遇不测，客死他乡。那时，哥哥鲍勃三岁，而我才十一个月大。父亲的印象一点也没有留在我们兄弟俩儿的记忆里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他的老同事还不时有提到他，但岁月无情，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有一次，一位退休的编辑邀请我们欣赏他拍摄的影片。当忽明忽暗的银幕上闪过一个男人的背影时，老编辑喊道：“那就是他呀！”

　　哥哥开始也梦想当一名记者，但后来却成了历史学家。我却是一直在搞新闻工作。1976年，就在我即将赴海外采访前的一周，从芝加哥的一家报社寄来一个神秘的包裹，里面竟然有我父亲的笔记本。这东西是当时与他同行的一位记者找到的。事隔34年，父亲的笔记又回到了家中。

　　不过最好的纪念物还是那艘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10500吨的自由轮。二战时期，美国总共建造了2700艘这种万吨级的运输船。“拜伦?达恩顿号”于1943年12月16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正式下水。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迈耶?伯格记录下了当时的场面：汽笛长鸣，喧闹的造船场渐渐静了下来，大喇叭里播放出雄壮的海军战歌《蒙特祖玛城堡》。

　　当巨轮缓缓滑入水中，母亲完成了这艘船的命名仪式，她用力地把一瓶香槟酒推出去，酒瓶划过一条弧线，在船身上撞了个粉碎。而就在几分钟前，我哥哥也踩着装钉子的小桶，用蓝色粉笔在大船的龙骨上潦草地写下了他的名字：“BoB”。仪式过后，我们全家应邀到船上参观。船长送给母亲一枚栀子花胸针，并留我们在船长室的餐厅吃饭，这里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张父亲的画像。母亲后来这样写道：“我也搞不清楚是孩子们把这艘船当成自己家了，还是这艘船上的人们都把他俩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”

　　二战期间，“拜伦?达恩顿号”走的是苏联摩尔曼斯克港的航线，这是一条充满了危险的线路。我们一直和这艘船的人们保持通信。我们送给了他们一套唱片，他们也给了我们不少礼物，其中有一个烟灰缸造型别致，是一架被击落的德国纳粹的战机。母亲写道：“对孩子们来说，失去父亲是非常不幸的。但你想想看世上有几个孩子会拥有这样一艘船？世上又有几个孩子会认识一船的好人，他们都愿意把他俩儿当自己的孩子？”

　　1946年  3月16日，“拜伦?达恩顿号”遭遇风暴，在苏格兰的萨丹岛海滩搁浅。船体随后断成两截，永久地留在了礁石密布的岸边。所幸全体船员和54名乘客被及时救上救生艇，安全地脱了险。此后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艘船也渐渐地要被我们忘却了。

　　但是就在去年，哥哥听说一个叫迪克?甘诺的英国人卖下了萨丹岛。2003年，迪克?甘诺在岛上开了一个酒店，而且给酒店起名  “拜伦?达恩顿号”，以纪念在萨丹岛失事的那艘自由轮。于是我们相约七月到萨丹岛一聚。

　　我和我的妻子尼娜先上了岛，一天以后，我哥哥和他的妻子苏珊，女儿玛格丽特也来了。当天下午，鲍勃和我沿着一条长满欧洲蕨的小径走了一英里，来到一座白色灯塔的跟前。我们算计着时间，正好赶在低潮的时候到。

　　眼前就是“拜伦?达恩顿号”了。在离岸30码的礁石间，有一堆八英尺高的船体残骸，满是黄苔绿藓的钢铁碎片直插苍穹。

　　稍后，我俩在服务员的引领下进了“拜伦?达恩顿号”酒店。这是一家很小的酒店，气氛挺温馨，光线也充足。四面大石块砌成的墙壁上镶着松木的墙裙，店里摆放着装满淡啤酒和低度啤酒的酒桶，墙上除了有个飞镖靶子，还挂着一个白色的救生圈，上面用红漆写着我们父亲的名字：“拜伦?达恩顿”。酒店老板迪克?甘诺为我们开了一瓶香槟，哥哥举起酒杯，说道：“为纪念拜伦?达恩顿，干杯。”

　　我回答说：“为了我们亲爱的父亲，干杯。”

　　转载：赵文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