尊龙凯时(中国区)人生就是搏!尊龙凯时中国区人生就是博

　　回上海前，父母让我带点土特产，送给我大妈，就是我大伯的妻子。

　　大伯去世快一年了，当时我还在瑞士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理很难过，并且懊丧，因为我给大伯早已写好的信还放在抽屉里，一直没有寄出，本来他是可以在生前收到我的问候的。

　　大伯是我父亲的表哥，老家在越剧和围棋的故乡：嵊州（当然也是我的祖籍）；大伯和我父亲长得太象了，都有很宽阔的前额、很鹰钩的鼻子、很大的单眼皮、很长很粗的眉毛，可惜我没有得到我父亲太多外貌的遗传，否则肯定比现在英俊多了，当年追我老婆就不用这么辛苦。

　　大伯并没有因为我得不到这个家族的真传而不喜欢我，而恰恰我是他最喜欢的侄子。小时候，他有段时间就暂住在我们家里，经常和我一起研究画画，也许这也是我最早的绘画启蒙教育，他最拿手的是画一只立体的杯子，寥寥几笔，栩栩如生；多年以后，他来我家还是给我画了那只立体杯子，而刚从美术设计学院毕业的我却心高气傲地随手也画了个杯子，得意洋洋地看着他，他笑笑，连连说好，不过，从此他再也不在我面前画杯子了。

　　大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，14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来闯世界了，在一家位于租界的私人汽车修理店当学徒工。所谓的学徒，就是每天给师傅家打扫卫生、做饭、带孩子，相当于保姆的活。如此三年后，师傅才开始带他到店里正式学习汽车修理技术。大伯脑子聪明，人又刻苦，学得相当快。

　　旧社会的上海，有汽车的家庭都不是一般的家庭。大伯技术超群，怎么样的坏车到他手里只要随便捣鼓几下，就可以让车子很听话地发动起来、轻松地开走，因此很多资本家和政界要人的车都到大伯的店里来修，再加上大伯相貌堂堂，竟然吸引了坐在车里等待的、百无聊懒的资本家的女儿来打探大伯的情况，让大伯的师傅大跌眼镜。更有趣的是，大伯后来借给一个资本家老板当私人司机，硬是让他们家的大小姐爱上了大伯，大伯曾经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最终还是拒绝了，结果又回到了师傅的修理店打工。大伯后来的解释是：这些人家的小姐是要去服侍她们的，我才不要一辈子服侍别人呢。

　　全国解放了，大伯也被解放了，他从一家美国人开的汽车行进入上海第一家汽车大型修理厂，成为了技术骨干，成为了人人羡慕的高级技术工人。他手下带出去的修理人员，个个都是技术一流的人才，有的成为了其他汽车厂的技术领军人物。应该说，在运动来临前的这段日子是大伯生活得最好的日子。

　　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来临了，上海是运动最激烈的城市之一；大伯预感到自己的“资本家私人司机”和“美国汽车行工人”的曾经身份将会带来一场大灾难，为了妻子和三个小孩不受牵连，他毅然选择了“出走”，含泪离开了上海，开始了流浪生涯。这一流浪就是三十年。

　　不知道这三十年的流浪生活大伯是怎样度过的，我也只是听我父母偶尔说起，才知道一二：他从来不去大城市，走小县城，怕被发现，他就靠在路上搭车，三十年来走过了中国的许多地方，据说除了东北和西藏，所有的省份他都踏了个遍。为了生计，他往往到一个地方后便找一家修理店，施展他的修车技术，赢得一份暂时安定的工作或者纯粹换一顿饭吃，赚了一些钱后，不再久留，又换个地方，怕时间长了引起人家的怀疑，当时社会的人们，哪有现在的人流动性大呢。

　　当然，他也想家，曾经有一次我大妈在电话里告诉他可以回家了，厂里的人已经来过了，说他已经没有问题。他就很开心的回到了上海，结果当天就被抓去关起来了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提审他的前一个晚上，他从关的地方逃了出去，从此再也不敢回上海了。这一次遭遇对他的影响相当大，简直是一次价值观的根本改变，他变地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包括自己的老婆，他倒没有怪罪老婆的意思，因为我大妈也是上当受骗啊。这样的价值观贯穿了他的一生，即使在四人帮打倒后许多年，厂里的人给他平了反，并数次上门邀请他回厂当技术顾问，他也不相信，说是骗人的把戏，他宁愿在外面流浪也不愿意承担可能再次入监狱的风险（其实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事了）。

　　另外一个观念是逐渐在流浪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：“吃光用光，到死不后悔。”也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作风，记得小时候，他住我们家里，即使身上没有钱了，他也会想出种种办法借到钱，去买了酒肉先吃了再说。当然，最后凭他的过硬技术，他还是能赚到钱，度过难关。许多人不能理解他的这种作风，我现在却很能体会到这个观念后面的艰辛和痛楚，因为在逃亡、流浪的生命过程中，他时刻担心着被抓，他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，他的未来是灰暗的，能平安活过去一天就等于赚了一天的生命，你怎能要求他为看不到的未来负责？

　　八十年代后，我大妈提前办了退休手续，跟随他到外省的修理厂定居，那时候，大伯已经不再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了，毕竟年纪大了，应聘在固定的一家修理厂当师傅。两夫妻总算在一起呆了好多年的光景。直到九十年代，我大伯才彻底停住了流浪的脚步，觉得被抓的可能好象不存在了，才自己宣布自己退休了，与大妈双双返回在上海的家。

　　我出国前带了新婚的老婆去看过他，那时候他身体还不错，就是有点气管上的老毛病，他很高兴，还临时拾起几十年没有讲过的英文来开玩笑，谈话时反应很敏捷。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到如今已经相隔四年多了。

　　大伯的家在虹口区梧州路，在这里看到的情景很让人震撼：路的左边是崭新的高楼大厦，路的右边是陈旧、丑陋的棚户区，大伯的家就在这一片棚户区里。走进狭长、阴深的弄堂，仿佛走进了森林，即使在大白天，这里也很晦暗，路边的水沟发出难以言状的味道。在一个很小的小楼里，我找到了大伯的家，大妈在看电视，有点发胖了，和我聊了很多大伯临死前在医院的情景，也拉了很多家常……

　　趁大妈到外面收衣服的时候，我仔细看了看那张挂在墙上的大伯遗照，那张很象我父亲的亲切面孔，正微笑着，眼光里仿佛有询问：钢钢啊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