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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年春节期间，我和小弟小妹都赶回老家拜年的时候，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。父亲说：“我还有五六个月就退休了。教了几十年的书，也没积攒下多少财产，这60本小本子就分给你们吧。要是谁不愿意，他的那一份我就自己个留着。”

　　我们都很恭敬地接过20本小本子。规格大小不一，纸张各式各样，居然还有几本是用废纸头订的，一看就看出了母亲用纳鞋底的大针装订的痕迹。

　　父亲是村小学教师。1956年，刚刚20岁的他从初中一毕业，就在生产队当了“孩子王”，这一当就是40年。因是民办教师的身份，报酬少得可怜。父亲说过，先是按劳动力记工分，后来是一学期几元钱，再后来是一学期十几元钱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父亲教书的报酬分两块，一块由上面拨付，一块从群众上缴的提留款中解决，加起来也不足一百元。为这，据说母亲没少唠叨：“看着一家老小，你咋就还忍心干呢？”父亲回敬她：“看在村里孩子念书的份上，我咋就能忍心不干呢？”

　　到了90年代，父亲和别的生产队的民办教师，一起搬到了村里新建的小学校教书，还拿到了中师函授和普通话的培训证书。1999年，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，父亲他们那一茬的民办教师都转了身份，成了公办教师。母亲想起来就说，做梦也想不到，还能熬到一个月还能拿千把块钱工资的时候。

　　父亲40年的教书生涯中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微薄的报酬和母亲的劳动维持着。按常理说，首先他坚持不了40年，付出和报酬长期不对称，搁现在的年轻人，不“跳槽”才怪；其次，即使不“跳槽”，也该像时下机关里有的公务员无所事事“混”日子一样，当好那个只要不忘了“撞钟”的和尚就行了。然而，打开父亲的小本子，一个干就干好、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老师的形象在我眼前高大起来。小本子上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曾经熟悉的蝇头小楷——他所教过的学生的测验成绩、在校表现，哪个学生有什么特长，哪个学生有什么缺点，都记得清清楚楚；还有开学时收学生的钱，谁是哪天交的，交多少，还欠多少，也是一目了然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小本子上居然还有父亲对有的学生前途“预测”的内容：王大朋脑子好使，别看他调皮捣蛋，将来的成就应该不再全班学生之下；李民念书用功，以后如能好好培养，上大学一定没问题，这得跟他家里人说，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亏了孩子……

　　40年中，父亲一直默默无闻却兢兢业业教他的书，没得过奖，没升过职。但我觉得，不论干什么工作，能做到父亲这样就算做到了问心无愧。我有时候发点牢骚，父亲听了就说：“干工作，最重要的是对得起每月领的工资。你的工资比我的多多了，还有啥不顺心的？”看父亲的小本子，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！我在政府机关里任职，小弟是一名乡村医生，小妹在她婆家旁边的幼儿园当老师。我们接过这些小本子，其实就是接过了一笔比几万块钱还贵重的财富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