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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人将香烟和毒品比作一对孪生兄弟，我很赞同这个观点。它们的确有相似之处，都是既毒害自己又伤害别人；而且一旦成瘾便难以克制，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万万不能戒掉的。正因如此，许多人尽管深知吸烟有害仍无法自拔。

　　听母亲讲，父亲开始吸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，因为“政治问题”，父亲随祖父下放到母亲所在的农村，进行劳动改造。他常常在劳动之余，和农友一起卷旱烟来吸。这是母亲对父亲吸烟的最初记忆。后来，旱烟叶和洋烟卷见证了他们的相识、相恋。

　　文革结束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，父亲又随祖父从农村返城，并被分配的到外地一家国营企业工作。同年，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与父亲团聚。由于母亲没有工作，父亲几十元微薄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收入，除去日常生活开销和支付房租，所剩无几。原本少言寡语的父亲只好通过吸烟来缓解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的牙齿和他右手常夹香烟的两个手指都是泛黄的，他说话和喘气时都在空气中留下特有的烟草味道。

　　计划经济时期，国营企业里许多工人都在混日子，可是父亲却和他们不同。凭借自己一如既往的勤奋工作，父亲由工人转为干部，从车间进入机关，让工友们羡慕不已。角色的转换带来了父亲的第一次戒烟。当时父亲考虑办公室不比车间，便宜的香烟拿不出手，高级的又很贵，干脆戒了，省下的烟钱还能贴补家用，两全其美。母亲曾担心寒酸而犹豫，父亲却执意要戒。但是，戒烟毕竟是困难的。听母亲讲，父亲在犯烟瘾时就拿一支烟放在鼻子下闻一阵，不过他手中的烟从未点燃过。办公室的同志都说父亲是个有挺劲儿的人，就这样父亲一连五、六年没有吸过烟。

　　后来，父亲走上中层领导岗位，出于各种应酬又开始吸烟。

　　父亲第二次戒烟是一九九三年我念中专的时候。当时父亲的工资从原来的几十元涨到几百元，但是，我一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占去了大部分。我记得每次离家返校时，父亲都嘱咐我“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在学校一定要吃饱、吃好，伙食费别舍不得花……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在我开学后就戒烟了。其实，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足够父亲一年的买烟钱。还记得十年前的一次寒假，不懂事的我相中了一件标价510元的羽绒服，这个价格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，我和母亲都不想买了。父亲却坚决不同意，说我怕冷，羽绒服最保暖，便毅然买下。至今，我还在穿它，虽然样式过时了，面料也洗旧了，但是穿在身上依然那样温暖。

　　中专毕业后，我顺利进入了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。当常常看到同事为戒烟而发愁时，不由想起父亲，同事戒烟多只数月，少则几周。父亲一戒便是数年之久，确实难能可贵。现在想想，父亲戒烟是对家的责任感，是对家人爱的奉献，父亲虽未表白，却用行动证明了一切。如果说母爱象缓缓的溪流，在叮咛嘱咐中无微不至，那么，父爱便是静静的山岳，在春风化雨中润物无声。如今，我已近而立之年，我也要像父亲一样时刻准备着为家庭和亲人去奉献和牺牲，也许这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。